原標題：漢字蘊含的文化向心力

來源：光明日報

原標題：漢字蘊含的文化向心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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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筆談】

編者按

一筆一畫訴春秋,一撇一捺繡風華。漢字，歷經幾千年風雨滌蕩，已經深深融入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。習近平總書記在殷墟遺址考察時指出：“中國的漢文字非常了不起，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離不開漢文字的維系。”漢字不僅是記載、保存和傳承悠久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，而且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化紐帶。

漢字對中華民族形成發展的作用與意義，是漢字史與中華文明史研究的重要課題，也是當下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、創新性發展需要回答的現實問題。學界一般認為，戰國后期隸書的出現是古今文字的分水嶺。在此之前的先秦是漢字形成與發展的“古文字”時期，也是中國古代文明肇始、中華民族奠基的關鍵時期。幾千年來，漢字與中華文明相輔相成，協同發展，互相成就。漢字不斷，中華文明才會綿延不絕；中華民族生生不息，從根本上保障了漢字的持續和穩定。

前奏

文字的創制與使用是文明形成的重要標志之一。蘇美爾、古埃及、中國等古文明都伴生有自源文字體系。相較于其他早已不再使用的楔形文字、圣書字，漢字的使用持續不斷且歷久彌新。

漢字如何產生至今仍是一個難解的謎題。不過可以肯定的是,甲骨文作為一種成熟的自源文字系統，此前應經歷過符號素材逐步積累、文字使用需求不斷提升的漫長發展過程。

早在7500年前，舞陽賈湖遺址的龜甲、石器上就有16處人工刻劃的符號。西安半坡、上海崧澤等地也發現了數量眾多的刻劃符號，不過多數一器一符，鮮有符號組合，因此還不能視作記錄語言的符號系統。值得注意的是，20世紀80年代，在余杭南湖發現了一件良渚文化的黑陶罐，其肩腹部有連續的八個符號，已很接近原始文字，大概與用箭鏃、陷阱捕獲某種野獸有關。這是先民用符號記錄語句的一次認真嘗試。新石器時代晚期，中華大地滿天星斗般散布著眾多文明，不同區域都開始了對記事方式的艱辛探索。雖然目前還沒有證據表明這些符號與后來的甲骨文有直接承續關系，但這為后來漢字的形成提供了豐富的符號素材與宏闊的文化背景，是漢字形成的前奏。

創制

目前，發現年代最早的成體系漢字是約公元前14世紀至前11世紀的殷墟甲骨文，其使用主體是商王室貴族。與此同時，陜西周原發現的先周甲骨文，在行款、用詞上雖與殷墟略有差異，但文字上卻屬同一個系統。二者可能具有共同的源頭，承繼自龍山——二里頭文化遺產，其年代與文獻中的夏和早商大致重合。漢字真正意義上的創制應該就在這一時期。文獻上，《尚書·多士》講“惟殷先人，有冊有典，殷革夏命”；《國語·晉語》也有“陽人有夏、商之嗣典”的記載；《清華簡·尹至》通過伊尹之口描繪夏桀“虐德，暴童，亡典。”可見，在周人的記憶里，夏代便已存在文字書寫的典冊。此外，甲骨文本身也透出不少信息。比如，甲骨文語序固定，語法結構、書寫規則統一，已經是成熟的文字系統；甲骨文中不少象形字，如鬲、酉等更接近前甲骨文時代的考古遺存。這些線索都與文獻中的“夏典”時代吻合。

考古學者認為，中原文明的形成具有合成性質，不同地域的文化因素在中原地區交匯融合。以傳說中黃帝為代表的中原文明逐漸成為不同族群的共主，跨區域的經濟、技術、禮制互動日益頻繁。二里頭時期，從陶器群的分布可以看出，中原政治地理空間得到大幅開拓，此后以鄭州商城為代表的早商文化又進一步擴展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信息如何突破時空限制而準確有效地傳播成為迫切的政治需求。與此同時，具有宮殿宗廟、大型禮儀建筑的城市逐漸崛起，成為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的中心。在權力中心內，此前各種記事方式的整合與統一成為可能。

綜合文獻記載與考古發現，可以說，此時漢字應運而生已具備了歷史文化條件。

傳播

漢字系統中字形和字義的關系相對穩定，而與語音的關系相對疏離。這樣的文字特點或可有效加強不同地域族群間的溝通，與廣域王權國家模式相適應。

西周王朝建立后，“封建親戚，以藩屏周”的分封制成為重要的政治制度，周人分封的地理空間已相當遼闊：北至琉璃河燕國，南至隨州葉家山曾國，東至山東齊國，都出土過不少周初銅器，與商代相較，出土金文的數量與地點都大為增加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西周初年諸侯國青銅器形制大多與周王畿相同，器形、紋飾、工藝上看不出明顯差異，尤其是銘文書法，不少甚至可視為一人所書。可以看出，伴隨著大分封，周人及其制度、文化實現了跨區域流動，漢字從中原四向流布，在中華大地上實現了一次大規模傳播。

東周以降，“諸侯力政，不統于王”。春秋中期開始，東土列國文字開始變異，形體結構與書寫風格都與西周文字漸行漸遠。到戰國時代，各國文字面貌出現了較大分化，形成了“言語異聲，文字異形”的局面。這一方面是由于長期政治上不統一，各國文字逐漸萌生了各自的地域色彩；另一方面，隨著社會發展、文字使用階層擴大，新產生的俗寫字、新造字等也往往只在各區系內通行。至戰國中期，漢字基本形成齊、燕、晉、楚、秦五系面貌。

秦的統一結束了春秋以來的列國紛爭，也同時終結了分封制與世卿世祿制的傳統。“書同文”的政策“罷其不與秦文合者”，告別了戰國時代的“文字異形”。除了文字形體的統一，秦的文字政策也包括用字習慣的規范。湖南里耶出土的秦代更名木方，很可能移錄自朝廷的詔令，從中可見秦代“書同文”的具體措施：正字用與正字形并重。大一統國家的形成是“書同文”政策在全國推行的保證；與此相應，統一的文字也推進了社會與思想的整合，有力保障了官僚科層制的有序展開，成為國家權威的象征。

隸變

文字學家一般認為，“隸變”開始于戰國中后期。除了漢字本身的發展外，郡縣制與戶籍制的開展是漢字隸變的重要催化劑。從商鞅變法開始，秦國開始縣制的推行。戰國后期，以郡縣制為代表的集權政體開始形成。隨著秦版圖不斷擴大，每占領一地便意味著會產生大量的文書與名籍、戶籍，這些無疑都必須通過文字來實現，漢字的書寫需求呈爆發式增加。隨體詰詘的篆書書寫費時費力，很難滿足繁雜的行政需求。因此，“解散篆法”——拉直婉曲的筆畫，減省繁復的偏旁是提高書寫效率的必由之徑。據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記載：“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于上。上至以衡石量書,日夜有呈，不中呈不得休息。”秦代一石為百二十斤，一斤的單位量值在250克左右，“百二十斤”則為30公斤。根據換算，如果秦始皇批閱的文書用每簡38字的形式書寫，則30公斤可以書寫31萬多字。可以想象，如果全國公文書都使用標準的篆書，政府的行政效率將會大大降低。

“書同文”政策的施行，加之秦隸的行用，在農業文明的交通與組織形態下，一大批從事專業文字工作的文法吏、刀筆吏支撐著帝國行政運轉，以隸書為媒介的文書簿籍使得“海內為郡縣，法令由一統”成為可能。

經過秦漢進一步的隸變，漢字系統不斷調整規范，漢武帝時期由古隸邁入今隸，形體風格進一步蛻去古文字遺跡。從西漢中期到魏晉，新隸體、行書等新興字體逐漸成熟并成為書寫主流。魏晉到隋唐，楷書定形，漢字形體進入穩定狀態，沒有再發生重大的變化。

“3000多年來，漢字結構沒有變”。為什么漢字是世界上唯一持續使用的古典文字？為什么漢字能夠持續穩定？原因是多層次的。其中關鍵一點就在于漢字不直接表音，具有超時空性質。漢字的穩定保證了文化的有序傳承。漢字所產生的磅礴的文化向心力成為維系國家統一、民族團結的重要力量。

（作者：馬曉穩，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講師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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